浏一览一器一A一P一P一阅一读一模一式一章一节一显一示一不一全一请一退一出一阅一读一模一式一查一看一完一整一章一节一内一容。
楚歌所找到的切入点,正是那句“与士大夫治天下”。
这句话之前在盛太祖的那个副本用过,现在,又用到了。
说来凑巧,这句话正是文君实说的。
这件事情就发生在王文川变法后不久的一次御前廷对中。
当时,新旧两党从国家大事讨论到变法细节,最后又逐渐演变成了嘴炮互喷。而最终,那时一心支持新法的皇帝忍不了,下场了。
史料上的原文,是这样记载的。
君实又言: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
上曰: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
君实曰: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这段对话其实很容易理解。
说到变法,文君实说,祖宗之法已经很完善了,没必要改,改了就要失去人心。
皇帝就纳闷了:改革法制,士大夫确实挺不高兴的,毕竟损害了士大夫的利益;但百姓有什么可不高兴的?有什么可失去人心的?
文君实说:皇帝是与士大夫一起治理天下的,而不是与百姓一起治理天下的。
这番对话的结果,是文君实一个大招,把皇帝说得哑口无言。
当时,皇帝磕磕巴巴地说:“士大夫……也不全都是反对的吧?”
这种弱弱的反问丝毫没有起到任何效果,也证明了,皇帝实际上是被文君实给唬住了。
可以说,文君实确实是一个非常耿直的人,把千百年来的大实话说出来了。
在那个年代的人看来,皇帝和士大夫,都是国家的统治阶层。而百姓,是国家的被统治阶层。皇帝想要维护自己的统治,那就得让士大夫满意,否则,这皇帝就统治不下去。
换言之,文君实说的“不须更张以失人心”,这里的“人”,是特指士大夫阶层。
至于百姓?
那都是被统治的牛羊,那能算人吗?
既然他们不算人,可以随便糊弄,而且怎么割都是割,那就完全可以忽略掉。
只考虑皇帝和士大夫这两方,变法要动士大夫的利益,当然会导致国家不稳固了。
实际上,不只是文君实,其他的大臣们,基本上也都是这样的想法。
而正是因为士大夫们有如此的共识,变法才几乎不可能成功。毕竟这意味着,要与整个官僚集团为敌,而唯一能有点用的皇帝,在这一点上也很糊涂。
但就是这番对话,让楚歌找到了突破口。
当时,皇帝确实被驳得哑口无言。
但这并不代表皇帝就接受了文君实的说法。
恰恰相反,皇帝反而因此而产生了愤懑之情,在未来的人生中,他开始绞尽脑汁地想着,如何才能让自己不再这么憋屈。
“元丰改制”恰恰说明了,皇帝的心中始终过不去这个坎。
其实,这才是一个正常人该有的反应。
谁能拒绝权力?
对于每一个皇帝而言,掌握绝对集中的权力都是他们的毕生追求。而对于大臣们来说,则是要千方百计地拒绝皇帝的要求,甚至要从皇帝手中抠出权力。
所以,皇帝只是暂时没想到解决方法,不代表他不想改变这种现状。
而楚歌现在要做的,就是给皇帝提供一种解决方法。
想到这里,楚歌说道:“臣以为,官家非与士大夫治天下,而是用士大夫治天下。
“天下之事,决于官家。官家想做,若是士大夫支持,那便皆大欢喜;官家想做,若是士大夫不支持,那官家自然也可以换一批支持的人。
“士大夫代天子牧民,何尝听闻,士大夫替天子牧民?
“官家想做事,却处处被人掣肘,岂不闻太祖有云:卧榻之侧,岂容它人酣睡?”
听完这番话,皇帝的双眸越发明亮了。
显然,楚歌扮演的王文川扔出了许多惊世骇俗之论,虽然被其他的大臣听到要引发轩然大波,但在皇帝听来,却不啻于仙乐一般优美。
楚歌的意思很简单,陛下你听文君实瞎逼逼干什么?
士大夫凭什么和皇帝分享权力?
你是皇帝,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古代的官员叫州牧,意思就是说,那是代天子以牧民。但他们敢说自己是替天子牧民吗?那就是造反了。
所以,不管怎么说,最终说了算的还是皇帝。
皇帝如果都不能说了算,那还叫什么皇帝?
这番话,着实说到皇帝心坎里去了。
他又何尝不是这么想的?
其实在历史上,皇帝之所以和王文川分道扬镳,也有一部分原因在于这里。
王文川本身是个非常固执的人,凡事喜欢大包大揽。而皇帝站在他身后,总是会觉得,有些不自在。
很多事情,王文川自己就办了,皇帝有不同的想法,也得考虑王文川的看法,很多时候还要妥协。
久而久之,皇帝自然会觉得,王文川跟文君实他们这群人没什么区别,多多少少会有些疏远。
一旦新法出了问题,皇帝的第一反应不是自己承担责任,而是觉得,这是你王文川大包大揽所带来的问题,你自己要背全锅。
所以到后来,皇帝疏远了王文川,自己亲自搞了元丰改制。
虽然元丰改制的效果还不如王文川变法,但这毕竟是皇帝自己要干的,他自己就是第一责任人,自然找不到人甩锅,这事就这么继续下去了。
这充分说明,任何一位皇帝都想集权,都不想跟宰相分享自己的权力。
盛太祖给出的答案是,直接取消宰相,自己把所有活全都干了。
而在齐朝,皇帝并不是不想这么干,只是他们没有看到这么干的可行性。
盛太祖是草莽皇帝,他从基层做起,什么都懂,自然不需要宰相的帮忙;但此时的皇帝就是个普通的守成之君,不可能有盛太祖那种变态的能力。
他想自己跟文官集团打擂台,那是不可能的。
可如果,王文川站在他这一边呢?
皇帝的脸上露出了振奋的神色,但紧接着,他又有些犹豫:“王卿,此事……真的可行?若是可行,朕又该如何去做?怕就怕……天下大乱啊。”
显然,皇帝的担忧不无道理。
这些士大夫的势力太大,哪怕是皇帝,也要忌惮三分。
如果此时他真的硬来,必然招致群臣的一致反对。到时候,他可就真变成光杆司令、孤家寡人了。
真到了那一步,轻则政令不通、皇帝的旨意进行不下去;最严重的情况,皇帝甚至有可能被废。
楚歌早有准备,表情中带着蛊惑:“官家放心,臣自有良策。
“此事自然不可一蹴而就,务求循序渐进。
“而其中关键在于,官家要分清楚,谁是敌人,谁是朋友。”
皇帝表情更加迫切:“如何分辨?”
楚歌微微一笑:“官家还记不记得,阿云案?
“简而言之,认可官家的便是朋友,而不认可官家的,便是敌人。
“若是有些人,连官家救一个弱女子都不同意,连官家改几条法条都不同意,那他们到底是敌人还是朋友,自是一目了然了。
“至于如何处置这些人,也简单。
“先剪其枝叶,再斫其主干,循序渐进而已。
“官家尽可将这些事情交给臣,至于这些空缺出来的位置选用何人,官家可自决。”
至此,楚歌终于把自己的阴谋,给和盘托出。
当然了,对于文君实这样的官员来说,这或许是一次阴谋,但对于皇帝来说,这却是一次不折不扣的阳谋。
楚歌已经把整个计划九成的内容给毫无保留地向皇帝说了出来。
而剩下的一成,才是他的私心。
整个计划的突破口,正是皇帝对于权力的渴求。
此时朝堂中分成了两党,一派是以王文川为首的新党,而另一派则是以文君实为首的旧党。
他们有许多的不同之处,但却有一条相同之处,就是都想用相权死死地压住皇权,而不愿意交出半分。
文君实是如此,王文川也是如此。
所以,皇帝其实很郁闷。
他想有所作为,所以支持王文川变法,但自始至终,他也没有真的信任过王文川。因为王文川也不想跟他分享权力。
当然,这并不是说王文川贪恋权力,更有可能是王文川打心底觉得,这些事情就该是宰执的,皇帝不该插手,也不该过问。
这是当时所有士大夫的共识,王文川不可能像楚歌一样看到数百年后的世界。
这也算是某种时代局限性了。
所以,变法的这些事情,虽然经过了皇帝的点头,但皇帝的支持却并不坚决。
稍有动摇,结果就是王文川被罢相。
而现在,楚歌率先突破了这个底线。
什么士大夫的共识?不好意思,我就是要给皇帝当狗!
原本皇帝也想收回相权,但苦于无人支持。而现在,王文川等于是在他瞌睡的时候,送来了枕头。
一边是愿意给他当狗,愿意无条件上交相权、只给皇帝踏踏实实办事的王文川;另一边则是一口一个“祖宗之法不可变”、皇帝做什么事情都必须遵照祖宗之法的文君实。
远近亲疏,一目了然。
皇帝会喜欢谁,还有疑问吗?
如果说原本王文川在皇帝心中的好感度是60,文君实是40,那么现在,王文川的好感度暴涨到了100,而文君实则只剩了10。
找到了这个退破口之后,楚歌的目标就很明确了。
那就是:明目张胆的党争!
按理说,皇帝本该是最不想见到党争的人。
因为一旦党争,就意味着某一党胜出后,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反过来进一步压制皇权。
之前两派势力均衡的时候,你们尚且把朕压得死死地,现在一派倒了、朝堂中全都变成了另一派的人,那朕还不得当场退位?
但现在楚歌要搞的党争,却并不会招致皇帝的激烈反对。
其一,是因为他已经给出了足够的诚意。
楚歌先拿出了官制法,主动让出了一部分相权,这已经让皇帝觉得他是个没有野心、十分听话的臣子。好感度拉满以后,皇帝自然不会觉得王文川会对他有很大的威胁。
其二,是因为他把党争,包装成了为皇帝集权扫清障碍。
楚歌提到了阿云案,就是借这件不起眼的案子,将新旧两党之间的矛盾,转移为旧党和皇帝之间的矛盾。
意思就是说,咱们先不谈变法的事,看看阿云案这件小事。
阿云案里,可是有陛下手谕的!
我们新党,其实是为陛下办事的。陛下手谕说了要减刑,我们就减刑了;同样,陛下要变法,我们就变法了。我们做的一切,其实都是为了陛下。
而旧党呢?陛下今天想赦免一个弱女子,他们不同意;陛下想变法,他们又不同意。
一口一个祖宗之法,那意思是不是说一切按照祖宗之法来就行了?一切交给他们这些旧臣去办就行了?皇帝说什么都不好使了?
这样一来,就把旧党进一步推到了皇帝的对立面上,让皇帝更加讨厌他们。
既然皇帝已经讨厌他们了,那么这就不是党争,而是皇帝在消灭不听话的大臣。
其三,是因为他留足了余地。
楚歌说了,凡是在阿云案中不支持皇帝的,凡是不支持新法的,都是打击对象。
先从小杂鱼开始办,然后再一步步地把朝中重臣也给赶走。
但打击完了之后呢?
如果楚歌说,这些位置空缺出来之后,由新党的成员来顶上,或者更进一步,由他来决定谁来顶上,那皇帝肯定会警觉。
这不还是在培植王文川的势力吗?
但楚歌已经把人事任免权交了出去,谁来顶替这些空缺,是皇帝说了算。
总而言之,在皇帝看来,打击哪些官员,是他决定的;提拔哪些官员,也是他决定的。
既然如此,那还有什么朋党?有什么威胁?
掌控一切的感觉,多么快乐。
这就是楚歌展现在皇帝面前的,那九成的阳谋。
但还有一成,他没说。
那就是这样一番操作之后,到了后期,他仍旧可以实现架空皇帝的操作。
因为在处置这些旧党的时候,他会下死手,让他们再也没有任何回来的机会。
表面上,皇帝可以随意任免、提拔官员,皇帝自己多半也会以为他随时可以提拔别人制衡王文川,一切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
但在其他的官员看来,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
他们只会看到,旧党在皇帝和王文川的打击下,兵败如山倒,而且全都被王文川以残酷的手段清算了。
这时候,他们想入朝做官,想提拔升迁,还能有其他的选择吗?
只能选择站在王文川这一边,成为新党的支持者。
而等他们被提拔的时候,他们是会念皇帝的好呢,还是会念王文川的好呢?
哪怕这种提拔是皇帝亲自做出的,这些官员心里也会想,自己的官位实际上是王文川给的。
因为他们根本无从分辨,皇帝如此果决,到底是为了支持新法呢?还是为了支持王文川呢?
其实都不是,皇帝是为了自己的权力。但那些官员们,恐怕很难意识到这一点。而即使意识到了,也做不了什么。
总不能上疏痛骂皇帝吧?这种事情就算看出来了,也不能到处乱说啊!
久而久之,皇帝表面上掌握着官员的任免权,但整个朝廷中全都是王文川的人,他任免谁,又有什么区别?
到了那一步,楚歌就可以肆无忌惮地推行新法,不用再担心有什么反对和质疑的声音。
什么?还是会有?
不会有的,因为到了那个时候,楚歌不会让这些声音传到皇帝的耳朵中。
连欺上瞒下都做不到,还算什么权臣?
当然,楚歌也知道,哪怕这样做了,他扮演的王文川也不可能成为无冕之王,也不可能真的彻底架空皇帝、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因为这个皇帝不是小孩子,他正值壮年,仍旧牢牢地掌握着权力。
齐朝毕竟不同于以往的那些朝代,制衡的因素太多了。
哪怕整个朝廷都是王文川的人,若是有朝一日皇帝真的下定决心要干掉王文川,也还是有办法的,只是需要很长的时间而已。
就像严茂青能把持朝政四十余年,是因为皇帝不想干掉他吗?实在是太顺手了,舍不得而已。真想办,也还是能办的。
但就算有朝一日皇帝真的下定决心了,像对待历史上的那些权臣一样,把王文川开棺戮尸了,又如何?
这漫长的时间,足够楚歌做很多事情了。
终于,皇帝被楚歌的这一番画饼,给彻底征服了。
“那么,依王卿之见,朕该从何做起?”
楚歌稍微顿了顿,然后说道:“请官家借臣武德司一用。”
……
楚歌回到府邸之后没多久,武德司的一把手,提举刘知恩就到了。
这位大宦官的脸上,显然写满了疑惑和不解。
因为他实在想不通,皇帝让自己来找这位拗相公,到底是为什么。
楚歌微微一笑,对刘知恩说道:“刘提举,请坐。”
所谓的武德司,就是齐朝由皇帝直属的特务机构。
与大盛朝的锦衣卫不同,武德司的权力其实非常有限。因为齐朝有“刑不上大夫”的祖训,文人的环境十分宽松,基本上没有受到特别严重的迫害。
即便武德司揪出了不法之人,还得将嫌疑人送到大理寺去定罪。
而当时的环境,就连皇帝都拿这些士大夫没什么办法,更何况是武德司。
所以,这时的武德司虽然是一个特务机构,既管宫禁宿卫,也管刺探监察,但实际上对朝堂上的事情却根本发挥不了什么作用,在历史上的存在感十分稀薄。
而在齐朝,这个机构可以说是狗都嫌。
在朝中,武德司直属皇帝,不接受任何大臣的管辖,所以包括文君实在内的大臣屡次上书弹劾痛骂;在民间,武德司也被百姓鄙夷,但凡有点出息的人都不会去武德司任职,更别说是有才学的进士了。
这就导致武德司的成员,或者外围成员大多是一些地痞流氓,打着皇帝的旗号狐假虎威、欺行霸市、无恶不作,败坏了武德司的名声,也让皇帝在士大夫面前抬不起头来。
皇帝也不想取消武德司,于是最终只好妥协,将武德司活动的区域局限于京城。
楚歌虽然向皇帝保证了要扳倒这些旧党,但具体怎么扳,还是得好好考虑一番。
直接蛮干肯定是不行的,如果一个官员本身没有犯罪却强行给他罗织罪名,那就做得太明显了,也很容易被其他的旧党给群起而攻之。
到时候皇帝也会下不来台。
而如果有罪证的话,这种事情办起来就名正言顺了许多。
想要搜集罪证,或者编造罪证,武德司都是必须要拿在手里的一个机构。
自齐朝建立一来,武德司就一直发挥着作用,也一直在挨文官士大夫的骂。
在原本的王文川看来,这显然是个令人生厌的特务机构,不可能有什么好脸色。
但在楚歌看来,武德司恰恰不是做得太多了,而是做得太少了。
这个机构,根本就没有发挥出它应有的作用。
想到这里,楚歌扮演的王文川直接把一份奏折扔到刘知恩的手上。
刘知恩愣了一下,仔细一看。
《论武德司巡查亲事官札子》,作者,文君实。
这是文君实之前向皇帝弹劾武德司的奏折。
刘知恩粗略地扫了一眼,抬头看向楚歌扮演的王文川:“王相,你这是……”
他彻底被不按套路出牌的王文川给搞疑惑了。
楚歌微微一笑,摘了奏折上的一小段念了出来:“‘臣等伏闻,武德司潜遣逻卒,听市道之人谤议者,执而刑之。又出榜立赏,募人告捕诽谤朝政者。臣不知自古圣帝明王之政,固如是耶?’
“这是文谏议之前弹劾武德司横行不法、恣意妄为、构陷诽谤、因言罪事的奏折。
“刘提举,若是官家真的听了文谏议的话,废了武德司、将武德司中的不法之人全都缉拿严办,你又要如何自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