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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立杰,叫上小张来我办公室开会。”电话里项尚就说了一句。
从北京撤回后的第二天早上,项尚的电话就打到了我的办公室,北京的防控很是有效,作为快反营的我们搬了整整两天的尸体,整个文化体育馆几乎填满了尸体。
“你听见没有?给你一分钟滚过来。”项尚的声音让我回过神来。
以最快的速度冲到营部,项尚正站在会议桌前抽烟,他没有说话,简单的指着一边的椅子,点了点头。
“同志们,接上级的紧急通知…山西省恒山区发生里氏八点五级强震,震源深度二十公里,今早六点。”说着他看了看手表“已经一个半小时了。”
“现在平朔安全区已经和上级失联,无法确认震中受损程度,驻地最近的二十四军70师在大同,但现在道路堵塞,加上沿路丧尸困扰,两个小时只前进了五公里。”
“上级命令,我旅应迅速组织快反力量对震中区域进行空中投放,与外界建立无线电通讯,引导后续部队机降支援与物资投放。”
“还有一点。”营指导员说“先头部队会组织伞降,以快速进行区域侦察。”
“我们没有任何关于伞降区域的地理信息,只有几张卫星大图。”
“连气象图也没有?”我盯着指导员问道。
“没有。”
“什么时候出动?”一连长问道。
“一小时,已经联络了运输机中队,他们四十分钟后到。”
“先花点时间研究地形,找空降场,你们又不是下去自杀的。”项尚说着站了起来,“八,五连当预备队,九连,准备一下吧。”
…
今天没有太阳,气温在零度左右,远处的地平线上漂浮着一层薄薄的灰蓝色雾霭,海面上也起雾了,像是在波涛上漂浮了一缕轻纱,风不大,空气里全是海水的新鲜,一架伞降款的运十停在了旅驻地的跑道上,停在那安静的等待着命令。
跳伞,是空降兵的必修科目,虽然身处末日,我们仍会不时的进行伞降训练,当你曾作为一个民航飞行员时跳入蓝天,是何感觉?但还是上了。
“人民日报”的记者来了,他们收到上级指示对我们进行拍摄,我想起了以前的一位记者朋友对我说的一句话让我记忆犹新“我们正在经历与发生的事都是历史,因此,总要有人去记录下来。”
准备有些仓促,我同战友背着打好的伞包走向那架空军涂装的运十,机舱还算宽敞,战士都走上打开的尾舱门,在机舱两侧的折叠椅上坐下。
巨大的发动机声让昏昏欲睡的我们精神了起来,机舱里坐满了人,四台普惠JT3D-3B引擎发出熟悉的咆哮,很快,后舱门关闭了,窗外的静物开始缓缓移动。
战士大多在抽烟,有的还在睡觉,我在右手腕绑上高度表,还有跳伞电脑,我们还要携带大量弹药,食物饮水,电池,应急通讯设备,求生装备,夜视设备,还有卫星电话和超短波电台,这些装备将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八点左右,飞机起飞了,跑道上的细沙把轮胎磨得咯咯作响,一阵挣扎与抱怨后终于摆脱了地面的束缚,奋力升入冰冷的空气中。从舷窗向外望去,单侧翼展二十一米的左翼在轻轻摇晃着,托举着运十扶摇而上。
“七千能看到地面?那可以了。”我们的旅长看着刚刚送来天气预报说道“能见度没啥问题。”
他是我们一分队的领队,我在九八五师的老上级,他叫黄嘉波,是我们师长黄镇武的弟弟,此时他也穿着全套的跳伞装备,尽管他四十八岁的年龄已经不再适合跳伞,第一队伞兵有一名大校,还有一名有2000次跳伞经验的少校,一名中尉,三名空降兵高级士官,四个空降通信营的士官,五名空降精锐引导队员,我们带着卫星电话,小型卫星站,超短波电台和一些救灾物资,空降目标就是震中附近的平朔区域。
机舱里有108名伞兵,在飞机爬升过程几乎没人说话,只有几个记者在来回走动,拍着照片。项尚坐在我旁边一根根的抽着烟,看着衡山区的地形图。我们没有地面图标,没有指挥引导,只能靠着经验,运气和胆量进行盲跳,下面可能是尸群,可能是乱石滩,可能是城市,我们什么也不知道,但在这个时代,我们做这些依然是理所应当。
运十艰难的爬升着,在五千米的高度改平,恒山区一片灰绿色的林海出现在舷窗外,机舱里没有增压,缺氧让我昏昏欲睡。
“现在教练员都有点缺氧。”项尚对记者说“现在外面都结冰了。”
“同志,你怎么样?”
“头晕了有点。”我摇了摇头道。
二十分钟后,有人从前面来通知,“到达标定区域上空。”
“检查装备!”带队的跳伞员喊了起来。“谁先落地跟着谁,走的紧一点,别分散。”
我点了点头,挂紧了身上的步枪,我们要面对的不只有复杂的自然环境,还有成群丧尸的威胁。
很快,机尾舱门打开了,刺骨的寒意带着白雾卷了进来,灰蓝色的天幕在慢慢展开。光线并不刺眼,在舱门外我看到了一望无际的苍穹和展现出弧形的大地,风吹过机体发出啪啪的呼啸声,下方就是云端和无穷的绿色,显得有些灰蒙蒙的,整个山区都在烟雾的海洋里沉浮。
“现在能见度怎么样?”黄嘉波站起来问。
“还行,七千米能目视地面。”有人应答道。
“七千能看着地面?那可以了,准备跳吧。”
我坐在靠近尾门的位置,那寒冷的空气在我身上来回滚动,我很紧张,因为机舱门外全是未知,我再次体验到了那次在开封战斗中那种充满了激动的紧张感,对命运的未知无法掌控让这种观感油然而生。
“第一组七个,第二组八个。”我和项尚,几个士官被分在第一组,由黄嘉波旅长带队,作为先导队进入侦察。
顶着狂风走到机尾,眼望两侧的战士都镇静的抬着头,凝视着舱门外的天空,难道,只有我一个人在发抖?
这时,一个摄像机对准了我,一位向我问道“同志,有没有什么要给家人说的?”
“家人…”我苦笑了一下对着那闪红灯的摄像机说道“请他们放心,我们会尽最大可能完成任务,平安归来的。”
“再检查一次,现在是窗口期!抓紧时间跳!”黄嘉波在喊声中走到舱门口,我站在他的身后,再往后是项尚,然后是三个士官,老贾来压阵。运输机咆哮着,拉出几道冷凝的尾烟,我们脚下的大地在颤抖,绿色的平原上只有墨色与黑色的点缀,看不真切。气温在零下十七度,可我的手心和后背已经出汗了。
我们把伞绳挂在机舱顶的钢索上,这样跳出机舱时伞会被自动拉开。抓起风镜扣在眼睛上,拉起防风面罩,把麦克风贴在嘴边,两边的推伞员和教练员都闪开身子,为我们露出一个大开的舱门和灰蓝与绿色混搭的天地。
黄嘉波大校转过身子,调整了下姿势对准了机舱门。他沉稳的对我点了下头,确认了周围没有会钩挂干扰的物品,随后毫不犹豫的向前一跃,以标准的姿势跳出了机舱。他的身影急速下坠,几乎马上就消失在稠密的云端。
该我了。
受到这位年长的大校鼓舞,我顿感充满了力量,紧盯着那下坠的身影,紧跑两步,把脚在地板上一蹬,便把身体投入了那惨淡而空寂的苍穹中去了。